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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社會學》，夏苾洛著，蘇碩斌、劉展岳譯（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

By Pei-yin Lin 林姵吟

— Posted: Apr 17, 2026

Taiwan Lit 7.1 (Spring 2026)

由蘇碩斌、劉展岳共同合作，並藉助翻譯軟體而成的中文版《文學社會學》，終於將師承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夏苾洛質化和量化分析並行的著作，讓中文讀者亦能一窺堂奧。在這個AI幾乎無所不在的當下社會，文學的生產和製造，自上世紀末網路文學興起後，更加變本加厲，在中國已然形成了「新大眾文藝」的專題研究。在這樣的時間點，重新引介文學社會學，可謂非常及時。導讀和該書緒論皆已指出，文學社會學的提出，彰顯了文學研究長期以來的內部細讀或是外部脈絡分析之間的分歧和緊張關係。這個本就「跨學科」的名稱，也導致了文學研究者對自己的研究，不時有是否過於社會化的擔憂。這個方法之所以能被落實，需要一定前提，即是同意文本不僅非「社會不可確定性」的預設，反而是社會特定價值觀，甚或世界觀的載體。

第一章〈文學的社會學理論與研究取向〉梳理了法國文學和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試圖跨越上述的內在與外在分析的界線。作者提出，所謂文學事實的討論，即是探討作品和其生產條件間的各種作用（mediation）。該章首先勾勒「原型社會學」式的文學分析，之後介紹1960年代以降，含馬克思主義式反映論，英美文化研究學派，場域理論等主要文學社會學理論。作者舉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對「文學」的寬泛定義為例，說明「文學」本來泛指哲學、科學等不同知識，現今「美文式」的狹義認知，在19世紀歐洲，才因學科的重組被逐步確立。作者也引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58年推出的《文學社會學》為例，介紹了其沿襲沙特（Jean-Paul Satre）對文學為溝通方式的強調，並由此論證研究文本需涉及生產者、流通者消費者（頁25）三方，以及這一典型的外部分析，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後的兩條發展路徑（一條側重文本和社會情境的中介，一條則強調文本的生產和接受之間的條件）。夏苾洛接著闡述沙特在《什麼是文學》裡帶有浪漫色彩的將作家視為自由的化身（頁30）的觀點，被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馬舍雷（Pierre Macherey）以文學亦是勞動的觀點予以反駁，以及到了1970年代，文學如何被視為一個具自身邏輯，自成系統的世界。但她提醒讀者，持這種看法的學者中，依舊有研究取徑的差異。她簡要回顧了三種取向：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作為「關係論」代表；列文（Harry Levin）提出，杜布瓦（Dubois）繼續沿襲的文學制度（literary institution）論以及伊文-左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作為「功能論」代表；貝克（Howard Becker）作為「互動論」代表（頁33）。此章以1980年代以來關注互動的「網絡分析」收尾，作者認為此方法雖不無盲點（例如將個人成功過度歸因於單一的資訊獲取變項），但能相對有效地捕捉群體之間的動員，例如「互引共薦」（cooptation）的運作方式。餘下的三章，則分別析論不同的條件，包括作品產生的物質條件，作品本身的社會學（再現的主題，作者創作的方式），以及作品的傳播，被挪用或衍生的使用。

第二章「作品生產的社會條件」開宗明義地指出，涉及的條件主要有二。一是文學（或作家）在特定社會脈絡裡（例如：是否有意識形態的管控、審查制度等，文學生產於「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時期，抑或是寫實主義當道的時期）的地位和角色。二是作家的出身，歸屬的組織，與文學界或文學機制的運作。關於作者的功能的討論十分有趣，因為此「職業」缺乏明確的入行規範，專職作家人數亦不多，因此，作家身分的辨認或界定有一定的難度，並且所採的標準也難以統一，但不可否認，背後觸及了階級，性別分化，甚至族裔階層化等議題。女作家被權威的授獎機構或學院組織（例如法蘭西學術院）邊緣化，或被粗暴地歸為不具個別差異的一類，或入行的門檻比男作家要高，將女作家與浪漫小說的書寫綑綁等，皆仍是需要面對且解決的問題。延伸到作家的專業組織形式，此類研究迄今稀缺。不過，對作家職業的保障，例如著作權制度的落實，對作家們的智慧財產，仍有一定的保障。此章最後闡述了文學場域裡的多重對應關係（即，MCA，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顧名思義，該方法將屬性相近的作者和不具共同屬性的作者區分，透過變數形成的結構，呈現屬性和實體的分布，也就是場域結構。這個方法能有助於看出個體和微觀機構（如特定的社交圈）之間的關係，不同文類或流派之間的分合，也有助於測量不同文學社交圈的自主程度。

第三章「作品社會學」叩問文學如何再現，或折射外部社會。夏苾洛指出，常被引用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覺結構」，即是此問題的回應，因其同樣關心文學如何構成時代的「世界觀」，只是他以「常識」、「感覺結構」或「情感」等概念，來闡釋個體如何內化所處時代的集體意識。因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帶動，「再現」一詞又重新蔚為風潮，而寫實主義作品，特別適合進行時代或社會再現的閱讀。夏苾洛以司湯達（Stendhal），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等人為例，論證其作品如何再現了當時法國社會的階級交鋒。而性別課題，則是另一作者們不約而同地在作品中再現的面向。該章後半則提醒我們，文學本身即是「政治性的論述空間」（頁92），也因此，僅談文本再現了什麼，或僅檢視虛構和現實是否對應並不足夠，更需留意作家在創作時的「形式調度」（mise en forme），也就是自經驗或歷史素材而來的內容，如何被作家加工為文學作品。這個「文學化」的過程，包括文類，創作類型，文體，敘事視角各種選項或技法的取捨。過程中倚賴作者的觀點，作者於是充滿著能動性。夏苾洛也再次強調，社會學式的相對遠距的閱讀，更能追索文類和特定文化或時代的關聯（例如英國18世紀末書信體小說引領風騷，到19世紀歌德式小說，歷史小說的盛行），文類位階則可反映資源分配不均，不均的背後則有各種「中介」因素，例如作者的教育背景，其代際的時代精神或主流美學品味等。想在場域內獲得較佳位置者，則可藉挑戰「正統」來佔位，或依靠不同認同（例如族群、國族、階級宗教認同）替自己賦權。而後殖民觀點的加入，則讓各類認同的討論更顯複雜。談論文學社會學，並非將文學化約於社會，而是要釐清文本的原創，例如與作者秉性相關的創作時展現的美學策略。

第四章「接受社會學」探究文本成書後的環境，諸如宣傳、銷售、促進行銷的副文本，在文學場域內外引發的話題等。這部分提出了不少有趣的例子，如，文本常被視作作者某些觀點的具體化，福樓拜式的作者隱身，或流露不符合主流認知時，均可能遭受批判性。一部作品的判準背後，各種驅力不斷競逐著，常未必純粹依賴內部的美學優劣來論。欲獲討論機會，實受多項諸如文類、出版社行銷策略、作者自身象徵資本、評審者的偏好等因素影響。同一作品在不同語境，接受度亦可能不同。在英國被視為去政治化的魯西迪的《午夜之子》，到了印度搖身一變，成了高度政治化的作品，即為一例。這也引發我們思考跨國流通的問題，並重思翻譯背後的意識形態輸出、經濟考量、文化差異等維度。這對弱勢語種的文學，尤其相關。該章最後介紹了文學節慶，針對特定讀者群體展開的閱讀調查等文學社會學範疇裡的新研究課題。

與內文的四章相比，簡短的結論更近後記，夏苾洛重申文學社會學可帶來的洞見，新興的研究面向外，也疾呼此研究範式在建制化上有待加強，強調文學可以顛覆，也可以複製「象徵暴力」（如種族、階級、性別等）。就顛覆的功能來說，文學經典或鑲嵌著新政權欲抹除的記憶，正因如此，文學也具召喚記憶，挽救集體失憶的功能。¹  蔡盛琦的〈1950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26期（2010年12月），頁75-130；古遠清的《台灣查禁文藝書刊史》（台北：萬卷樓，2021）研究，皆嘗試勾沉被禁的書目，重組文學史上被抹除的記憶。較早則有梁德民（梁景峰）於1976年，在黨外雜誌《夏潮》上的〈賴和是誰？〉一文，開啟了戰後對遭國民黨禁斷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重梳。

該書從作品的生成、文本本身到作品的接受狀況，循序漸進地展開分析。對欲解決的文學和社會學的長期割裂現象，可謂有效且具體地展演了一套實際操作的專業方式。原書雖十分理論，但譯文簡潔流暢，閱讀上絲毫不覺乾澀。兩位譯者的導讀中歸納出的四條主旋律和至少四種此書的使用方法，亦不乏幫讀者們提前畫重點的點睛之效。夏苾洛在闡述理論與方法時，結合豐富的實例，使複雜的觀念，化繁為簡地更能被讀者理解和接受，但同時又緊扣「文學與社會」研究的宏觀視野，且極為嫻熟地將1970年代以來文學社會學的重要學術成果濃縮於篇幅適中的一百多頁裡，均為本書顯見的優點。其中不少論點對台灣文學研究深具啟發。誠然，最大亮點仍是提出布赫迪厄以來糾偏文學為感性，社科為理性的二元思維，並試圖在兩者之間建立中介，探索能兩者兼顧的合成式閱讀方法。此意圖在第三章，體現得特別鮮明。

閱讀此書的過程中，筆者不時想起二十世紀中葉，對左翼作家多所同情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與以英美人文傳統為依歸的夏志清於1962年在《通報》上的辯論。兩位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界大佬，糾結於誰的文學研究比較「科學」，未嘗不可被視作歐美漢學界與文學社會學相關的早期論辯雛形。當我們或要質疑文學社會學太側重外緣因素而忽略文學性時，夏苾洛機靈地點出，文本雖是「知識形式」（頁91），但同時亦經作者製造，加工而成，過程中作者的美學巧思、文體等諸多考量，皆需納入討論，讓該方法忽視文本內部豐富面的疑慮不攻自破。理想的文學解讀，的確需「內外」兼具。「內」能解碼作品形成時文字美學層面作者的苦心孤詣，「外」則能回應那又怎樣（so what）的問題，讓研究更顯深度。

該學科的建制，在同樣將文學和社會學精細分科的台灣，雖不乏相對應的前行研究與課程，¹ 例如林芳玫的瓊瑤研究，張誦聖對台灣文學史的思考，蕭阿勤對台灣文學本土化的思考，王梅香對美援文化體制的討論等。參見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時報，1994)；張誦聖專書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或中文論文 〈“文學體制”、“場域觀”、“文學生態” : 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幾個新觀念架構〉，《現代中文文學學報》，6.2&7.1 （2005），頁207-217； 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1期 (2005年9月):97-129；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論文，2015）。課程上，筆者所知的有台大和東海大學的相關課程。 但建制上與法國一樣仍顯不足，且起步更晚，儘管台灣的文學發展，證明了文學和社會歷史，確實息息相關。若純以白話文學來論，自日本統治以來，「正統」多數時候不但意識形態鮮明（例如皇民文學、反共文學的提倡、戒嚴下禁談二二八事件等），且對「異端」書寫的壓抑屢見不鮮，以至於文本「內部民主」（頁92）的展現，更為幽微迂迴。在政治高壓下，可如何理解或定義文學的自主性呢？對作家國族和道德標準的要求，能否以更歷史化的脈絡取代，更是後代論者需面對的難題。二十世紀中葉政權更迭帶來的語言轉化，更是整個場域的置換和其中的權力重組，「中心」由東京文壇變成戰後中華文藝獎金基金會等授聖機制，在專制政權當道的極端年代，自主性是否依舊適用？抑或能激發其他有意義的相關討論？

戰後的語境，隨著現代主義崛起文學場域，支配20世紀前半段英美文學界的「新批評」亦被引介到台灣，在學界帶來反響，加上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在台大、美國學界的推波助瀾，和戒嚴時期的社會氛圍，形成了某種同構關係。當現代主義逐漸風生水起，與台籍作家群聚於《文友通訊》的慘淡經營，形成鮮明對比，藉助文學社會學的視野，方能廓清彼時文學生產背後的政治驅力。在鄉土文學論戰興起之前，美新處曾提供資助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裡美學和政治的交鋒（尤其郭松棻，陳映真，黃華成等的作品），不啻為台灣文學裡最值得挖掘的課題之一。戒嚴期間對楊逵〈春光關不住〉（改名爲〈壓不扁的玫瑰花〉收入教科書宣揚抗日民族精神，抹除楊逵寫作時被囚禁於綠島的歷史事實）的選擇性接受，解嚴後對台灣日治時期作家的階段性接受（例如，被認為皇民化最徹底的周金波，其選集較遲才推出），在文學社會學的視角下，都有了原來如此的合理解釋。

其實，目前一般公認的例如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來對應五〇、六〇、七〇年代的文學史敘述，本身已是文學社會學背後各種因素中介後的結果。回顧各類台灣文學的研究，從問題意識來判斷，不難發現已程度不一地觸及了文學社會學的範疇，只是論著者未必特別凸顯文學社會學，作為其分析框架。從文學社會學視角重審台灣文學史，可有不同的洞見，亦可發現新的研究面向。例如，由於戰後台灣長期的反共意識形態和族群矛盾或多元族群特性，台灣文學對於「象徵暴力」的書寫，在階級或性別議題上顯得不足或滯後。族群論述相對來說，是作家們涉足較深的面向。¹ 林運鴻曾指，台灣的左翼文學史論述，族群取代了階級，而陳芳明的文學史，仍較側重作家的個人美學慣習。參見林運鴻，〈忘卻「階級」的兩種左派：比較台灣文學史論述中的「後殖民左翼」與「族群導向的階級敘事」〉，《中外文學》第 46 卷第2 期（2017 年 6 月），頁 161-196。 關注小人物的鄉土文學，女性人物偏少，或形象較為扁平。上世紀末網絡文學崛起後，寫作門檻愈低，甚至有人機合作的創作，在如此脈絡下，何謂作者（或本就不易界定的「作家」），乃至何謂文學（文字未必優美的文本是否仍屬文學），都成了亟待辯論的課題。當然，這並非台灣文壇特有的問題。隨著網民數量的增加，文學作品的評論，亦漸趨「平民化」，作品的接受情況也因此更形多元，讓第四章末尾提及的閱讀調查，更添可行性也別具意義。

台灣文學和其他非歐美語種的文學一樣，屬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也因此，文學的流通，難脫所處的先天不足劣勢。如何透過翻譯，讓台灣作品在（歐美主導的）「世界」流通，獲得認可和讀者的接受，也仍需政府和民營的版權商等多方的持續努力。就這點來說，卡薩諾瓦的《世界文學共和國》(1999)，台灣學者邱貴芬的《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2023)，以及夏苾洛較新著作《什麼是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2024)，可一併閱讀。夏苾洛新作尤其關注版權商，和其他「製造」世界作家的「中介」過程裡的各類行動者，含翻譯家、編輯、文學代理人、文學評審團等。在不同的時段，翻譯流通背後的社會歷史配置，亦有所不同，甚至也未必總與文學價值相關。在英語的持續強勢下，我們不妨叩問，是否有英文譯本，仍是文本的最高流通指標？

若要吹毛求疵，那麼，此書的舉例，多以相對嚴肅的歐陸作品為主，文類上傾向小說。通俗作品和虛構性小說之外的體裁，則討論度有限。後殖民視角的討論，也略顯倉促。但這或許和小說長期的主導地位相關，無可厚非，毋需苛求一本書解決所有問題。不過，因其中折射出的文學作品流通條件的不平等，處權力中心的中介者的霸權，更亟需被質疑。文學場域裡討論中介時的「去中心化」，是我們需永保高度警覺的操作。

關於台灣文學走向世界讀者，雖仍前路漫漫，但或許國別不需是這個跨國流通探究的唯一基準。以文類或題材而言，台灣的同志書寫和生態文學，都不失爲另類探討文本接受的面向。這部分與世界文學概念，以及比較文學學科密切攸關。或許，我們需要更寬闊的（例如星球性）視角，來鬆綁往往僅觸及單一語種的國族文學侷限，和適度緩解似乎難以撼動的小語種汲汲營營地渴求歐美代表的文學中心的認可的，既定的「大」「小」設置之辯。行文至此，文學社會學理論的生產背後的政治，本身其實已值得深思。法國何以是文學社會學的發源地和核心論述地，其中讓此理論生成的社會條件為何？法國相對成熟的哲學發展脈絡，長期強調閱讀文化等，想必均為必要條件。就此點而言，文學社會學在台灣的建制化，恐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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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社會學》，夏苾洛著，蘇碩斌、劉展岳譯（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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